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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权静：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新浪《财经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权静。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这30年当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讨论中国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往前推进的时候，除了改革开放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源之外，银行业的资金支持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所以讨论银行业30年的制度变革也是解开30年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今天就请到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杨会长，跟我们共同探讨银行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历程。欢迎杨会长。
杨再平：网友朋友们好，感谢大家关心银行业改革开放也很高兴很荣幸与广大网民谈银行业改革开放问题，也感谢新浪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主持人权静：杨会长客气了，第一个问题开门见山说，这30年改革开放对银行业到底发生了哪些影响？
杨再平：对银行业的影响概括成三句话：第一，脱胎换骨。第二，稳健安全。第三，效率提升。脱胎换骨，因为银行业是从计划经济头胎出来的，可以说必须脱掉计划经济的胎，要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胎，要换掉计划经济的骨，要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骨。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两次，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脱胎换骨。
第一次脱胎换骨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从大一统的银行体系脱胎出来，实际上我们知道1969年，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署办公，那时的银行业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消失了，几近消失，没有银行业。
主持人权静：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
杨再平：对，计划经济不需要银行，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是跟着计划走的，有钱也得不到资源。市场经济资源是跟着货币走的。所以，谁掌握了货币资金，银行就是经营货币资金的，所以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有银行，而且有真正的银行。第一次脱胎换骨是1978年人民银行跟财政部分设，这意味着银行业改革开放拉开了一个序幕这是第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主持人权静：银行业的变革从改革开放变革一开始就是暗合的，这是一个源头。当时最主要是银行跟财政部分开了两条线。
杨再平：对，这个分开意义是很重大的，1978年最开始合署办公，原来人民银行都不独立。
主持人权静：也就是当时其实人民银行是听财政部的，财政部说给哪个企业拨款，银行就给钱。
杨再平：对，没有独立的资金。
主持人权静：相当于一个小的出纳，可以这么说。
杨再平：对，说得很对。
主持人权静：1978年财政部跟央行的分离，这是银行变革的第一次脱胎换骨。
杨再平：第一次脱胎换骨，这个脱胎换骨从没有银行，从大一统的银行逐步发展农业银行的恢复，农业银行曾经在50年代短暂的1955年到1957年，1955年成立，1957年消失。后来一直到1983年逐步恢复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形成了80年代初就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主持人权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是78年之后才慢慢开始产生的。
杨再平：往后又逐步恢复了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如交通银行，还有当时说的十几个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成立，还有农村信用社恢复，还有其它的一些金融机构，这样就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可以说这是第一波由大一统逐步到多样性的或者说多种类的商业银行体系，就逐步可以说初具规模，这是第一次脱胎换骨。
主持人权静：据您的观察，银行业经历的第一次脱胎换骨之后，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我们反过来说您从经济发展的一些现象，能够看出来银行业的第一次脱胎换骨，在哪些方面起了作用？
杨再平：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包括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是财政部拨款，后来有了银行之后，逐步流动资金转成银行贷款，以后固定资产的投资也是银行贷款。所以，过去完全是财政资金来支持经济增长，有了银行体系以后，这种财政支持就转为银行资金的支持经济增长。所以，银行的这种信贷资金可以说当时支持了整个经济高速增长。
主持人权静：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哪些企业是在有了银行，有了商业贷款之后获得资金，然后发展起来的？
杨再平：当时就很多了。
主持人权静：很多这样的企业。在银行第一次变革之后，我们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些企业是根本没法得到发展，因为没有资金。
杨再平：对。
主持人权静：那是很伟大的第一次脱胎换骨，后面您刚才说还有两次。
杨再平：第一次脱胎换骨，它只是从大一统有了多功能或者是多样性的多种类的机构出来以后，这种发展过程中进来，在90年代初，尤其是1993年经济过热的时候，在发展的同时也就暴露了银行业的风险，因为它毕竟是第一次脱胎，有很多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丢掉。所以，它还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些东西仍然在银行业中形成的烙印还在。所以93年经济过热，整个经济发烧，银行业跟着发烧，那时烂集资、烂拆借，93年整个银行体系规模控制的烂拆借达到3000多亿，93年开始银行业的风险，经济领域的风险开始向银行业转移或积聚，这个时候逐步银行业的风险就开始暴露，尤其刚好又碰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风险更加暴露。这时银行业的高风险引起我们最高决策和银行体系的关注，所以97年开始启动，以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启动了第二轮银行业的改革，或者说叫做第二轮的银行业的脱胎换骨。第二轮的脱胎换骨，主要是对原来的机构，比如说原来我们的机构按照行政，把它当成一个党政机构来治理。
主持人权静：也就是我们原来的行长和领导干部都直接按照党政干部任命，人事的提拔也都是按照行政的人事制度走的。
杨再平：事业制也是按照行政区划，比如湖北省有一级行政机构就有相应的银行，这是行政化，非商业化。这一次改革口号，最初成立的银行叫国家专业银行，当时提出把国家专业银行改为国有商业银行。
主持人权静：从专业到商业，虽然是两个字的变化，但是这里有很多内涵。
杨再平：这一次商业化改革实际上是业务商业化，银行业务为什么商业化呢？因为原来的银行业务实际上是政策性的。
主持人权静：杨会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原来没有商业化的时候，都带来哪些重大的问题？您刚才讲可能有些贷款拆借无法控制，规模无法把握，这是宏观上的。回归到对企业，对经济具体的影响，这种非商业化的运作带来具体的问题都在哪里？
杨再平：所谓非商业化就是贷款是财政性的，仍然带有财政性，虽然由过去的财政拨款转到银行，但是仍然带有财政性质。
主持人权静：比如我是一个中小企业，我这儿有一个很好的项目，我需要资金去贷款，但是因为这种行政财政的性质可能我就贷不出来，也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这样？比如有的企业跟行政体系里面的领导关系比较好，就可以通过领导发话拨款来拿到本应按照市场规律不应该拿到的贷款。
杨再平：这是一方面，商业性贷款是有偿还性的，还本付息，可持续性偿还性的。政策性贷款和财政性贷款是无偿的。
主持人权静：那时是不是造成银行很多呆帐、坏账，追不回来。
杨再平：都是90年代初期开始大量积累不良贷款，有借无还，借了就不想还。因为当时有些国有企业提出一个口号或者提出一个说法，我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借国有银行的钱为什么要还。
主持人权静：都是国家的，左兜掏到右兜。
杨再平：而且当时大量的不良贷款都是政府干预，而且当时银行分支机构都是属于地方政府，人事任免都是地方政府，政府要给贷你就不能不给贷。当时有一个地方是很真实的故事，整天要躲当时的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找他，他觉得就是要贷款。所以，有一个银行行长，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晚上听说管财经的副县长来了。
主持人权静：赶紧躲出去。
杨再平：赶紧躲，拿着梯子从后门跳墙的时候，把腿给摔坏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很多。
主持人权静：实际上这个银行的领导也知道一旦这个钱贷出去之后，被点贷出去可能收不回来了。
杨再平：所以，当时不良贷款从92、93年开始持续攀升，一直到99年，按照四级分类，99年的时候四级分类的不良资产到39%，我们自己的统计。所以，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很多机构就出现了很高的风险，关掉了很多机构，像广国投，发生了很多区域性的风险，比如广东的安平、广西，还有像湖北大江信用社。而且当时还经常一个谣言，随便谁造个谣，当时就有网络，有的人在网络上造谣，就引起挤兑，比如招商行在沈阳，交通银行是不错的，交通银行郑州分行有人造谣，就发生挤兑。
主持人权静：所资金不足了，大家纷纷把钱拿出来。
杨再平：我当时在人民银行专门发了一个通知，挤兑的时候农民银行在旁边拿一个横幅，交通银行的分行发生挤兑，他说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有国家信用担保，欢迎大家到农业银行存款(笑)。
主持人权静：当时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银行也出现了不改不行的境地。
杨再平：所以90年代中后期，中国银行业一个高危的时期。
主持人权静：也就是我们走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但是相应的制度和各方面的措施还没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杨再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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